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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錦英:轉型中村莊經濟組織制度的重構


——2012山東社科院重點招標課題“山東農村轉型中村莊格局的重構”

2016-01-04 11:15:02    責任編輯:李萍     人氣: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村莊經濟組織制度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歷了從農民集體所有制的人民公社體制向土地集體所有制框架下的家庭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轉變,并在市場經濟的主導下,逐漸向合作(或股份合作)經濟組織,股份制公司,資本與農戶、資本與合作社聯合經營組織,多主體聯合經營等經濟組織制度轉化,形成了農戶、合作社、企業、外來資本、社會團體等多元經營主體共存,多種經濟組織制度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人民公社制度的取代

新中國建立初期到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村莊經濟組織經歷了從小農戶經濟到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以及土地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隊(村民小組)為基礎,三級(公社、大隊、小隊)所有,政治與經濟組織合二為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這種高度集中的農業經營方式,除了國家依靠農業積累,優先發展工業化戰略對農業索取過多的外界因素外,其制度本身由于違反了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規律,遭遇了農民集體勞動“搭便車”而導致的低效率。當然,也有進一步的“退出權假說”,林毅夫通過對當時統計數據的實證分析,提出:由于農業生產的有效監督成本是極其高昂的,一個合作社的成功無疑取決于合作社成員在其它成員不遵守協議時,有權退出,這種自我實施的合約才能維持。當合作社運動從一種自愿的運動轉變成一個強制性運動時,退出權被中止,合作化的效率逐漸下降直至發生農業危機[]。總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安徽小崗村農民為代表的局部地區農民“包干到戶”、“包產到戶”的制度突圍中,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大環境中,快速被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所替代。

19803月,國家農委印發了《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紀要》,正式提出要在人民公社內部,普遍實行生產責任制和定額計酬制。然而,在“解放思想”的大環境中,首先是安徽省,然后是甘肅、貴州、四川、內蒙等地紛紛以隱蔽或半分開的形式,突破了“不許包產到戶”的限制,僅安徽一省,1978年底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生產隊就有1200個,到1980年秋,全國實行雙包到戶的生產隊已占總數20%1981年底,發展到50%[]198211日,中共中央1號文件批轉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提出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多種責任制形式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責任制,正式確認了“農村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農民通過合同承包集體土地耕種的土地制度”, 使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得以成為我國農村的一項基本的生產經營制度。又一次確立了農戶作為農村經營主體的地位。19831月,中共中央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中指出:要改革人民公社體制,實行政社分設, 1984年修訂的憲法,進一步確立了農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法律地位,年底實行家庭承包制的生產隊就達到了100%,農戶也達到了97.9%1985年春,人民公社體制正式宣告解體。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對土地的所有權、經營權“兩權分離”的產權制度安排,賦予了農民長期不變的經營自主權,受益權和部分的讓渡權,重塑了農戶家庭經營的微觀經濟組織。這種組織制度由于引進了家庭經營體制的效率優勢,且一改人民公社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實行“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分配制度,極大地調動了農民勞動生產的積極性,因此,帶來了農業生產的迅猛增長,1984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創歷史紀錄的40730.5萬噸,連上了兩個臺階,比1978年增長了33.65%,棉花、油料等各類農產品都有大幅度增長,農林牧漁總產值達到了3214.1億元,比1978年增加了1817.1億元,這種制度變遷,不僅有效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還為以后的市場化改革,奠定了最基本的基礎,被譽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大奇跡”。但是,任何事務都具有兩面性,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超小規模的“均田制”, 及其不易逆轉的剛性制度特性,不僅使農業生產效率增長困難,而且,成為了現代農業建設的一大瓶頸。

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與“實存名亡”

鄉鎮企業脫胎于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隊辦工副業,主要包括農、林(包括果、茶、苗圃等)、牧場和“五小工業”、農產品初加工、運輸、拖拉機站等。1984年,人民公社體制改為政社分設后,鑒于公社大隊組織逐漸被鄉鎮、村組織所代替,并出現了許多農民聯合或戶辦企業(這些企業發展初期,多以集體或股份制企業的名義存在)。國務院在批轉農牧漁業部《關于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的通知中,同意《報告》將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的建議,并規定鄉鎮企業包括社(鄉)隊(村)舉辦的企業,部分社員聯營的合作企業,其它形式的合作企業和個體企業[]199610月,國家頒布的《鄉鎮企業法》對鄉鎮企業的界定,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農民投資為主,在鄉鎮(包括所轄村)舉辦的承擔支援農業義務的各類企業。

1985年,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能量釋放下降的同時,鄉鎮企業開始了其高速發展的階段,并在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發展鄉村二三產業,增加農民收入和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等方面,創造了令人震驚的又一大奇跡。據農業部的統計數據,至2006年全國鄉鎮企業共安排1.4億左右的農民工就業,為農民增收貢獻了34%的份額。鄧小平在講到中國農村改革歷程時曾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因此,人們都把家庭承包制和鄉鎮企業的興起,合稱為中國農民的兩項偉大創造 如果說家庭承包制從一統天下的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一個缺口,那么鄉鎮企業則是在被打開的缺口上,依靠農民自發的力量,迅猛發展農村工業與其他非農產業,使我國改革不可逆轉地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演變。

鄉鎮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克服著自身起點低、資質差、政企不分、產權不清、管理不善等致命弱點,先后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未到90年代中期集體所有制的股份制與股份合作制改造、90年代未期以來的結構調整和市場化改革。先是沿襲了“承包制”改革成功的制度經驗,大部分是以向成員分配股權的股份合作制為主要形式的。改革設計者意在既體現“勞動者聯合”,實現產權人格化,又不可能根本改變其“追求社區整體收益最大化”的目標[],即鄉鎮企業的資產來源于人民公社時期三級集體財產的平調——占用村社資源,提取農民的勞動剩余,在產權性質上應屬于社區農民全體所有;其快速發展得益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勞動力、資金的快速投入和改革時期的特殊政策。所以,理當承擔社區“以工補農”,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的反哺農業的特殊功能目標。因此,國家于1987年開始,在山東周村、浙江溫州、安徽阜陽被國家做為三個農村改革試驗區,進行股份合作制試點,19902月,農業部頒發《農民股份合作企業暫行規定》,標志著股份合作制走向了規范化和制度化,盡管當時專家學者還對此屬“公有制”還是屬“私有制”,還是非“公”非“私”存在較大爭議,但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種制度創新的背后的動因,既有私有企業尋求合法身份的訴求(如溫州模式),也有集體企業尋求合理機制的愿望(如山東、江蘇)。90年代中期以來的以“賣”為主的產權改革以及國家政策、環境對發展個體私營企業的不斷肯定,個體私營企業終于浮出水面,成為鄉鎮企業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且大多向家族式企業、個體合伙和股份制企業分化了。據統計,2002年鄉鎮企業在組織形式上,公司制占7.3%,合伙制占4.7%,個人獨資占87.9%[]。這在客觀上排除了鄉鎮企業對農村社區承擔的解決就業和“以工補農”的責任。如改革者期望的成為獨立于農村社區之外的經濟主體。

據統計,到2000年鄉鎮企業平均產出規模與1990年比增加了兩倍,職工規模也擴大了50%,大中型規模企業逐步走上專業化或多元化的產業發展道路,營業收入1000萬元以上,僅占鄉鎮企業總數0.25%的企業,創造了近1/4的鄉鎮企業營業總收入,比上年提高10%[],比鄉鎮企業平均增長幅度高出3個百分點。大批中小企業也在“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的基礎上,又創新出“簇群(clusters)經濟這一產業組織方式。即通過供銷合同,利用中心鄉鎮相對完備的市場、信息、服務等物質性和制度性基礎設施,以及傳統農村社區的地緣血緣紐帶及其信譽機制,形成小產品、大基地、大市場的特色經濟和專業化生產的規模經濟。

據農業部統計,2002年,鄉鎮企業年實現增加值31800億元,比上年增長8.3%,占國內生產增加總值的31%,其中,工業增加值22000億元, 占全國工業增加總值的46.1%,完成出口交貨值10500億元,比上年增長約10%[]。在產業結構上,農產品加工業和第三產業成為鄉鎮企業的一大增長點。 2002年,規模以上鄉鎮農產品加工企業實現增加值2400億元,比上年增長13%,在鄉鎮企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占30%,比1995年增加了1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也由1995年的13%上升到20%[]。一大批企業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完善了法人治理結構,有些企業還實行了經營管理者年薪制、股權期權等激勵機制[]

隨著鄉鎮企業的改制和政府機構改革,一方面,如前所述,鄉鎮企業的主體已不再是集體經濟組織為主,多數企業內涵發生了質的改變,不再可能 “承擔支援農業義務”;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撤銷了鄉鎮一級農工商總公司或專門管理機構,精簡為鄉鎮政府工業辦公室,縣一級撤銷鄉鎮企業局,與縣工業局合并或并入縣經委,省一級則成立中小企業局,管理工業企業的職能并入經貿委[]。盡管專家學者有爭議,農業主管部門有堅持,但隨著農業稅的減免和中央財政對農業補貼政策的大量出臺,尤其是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及政策的貫徹實施,鄉鎮企業反哺農業的特殊職能被終結。國家統計口徑不再列入鄉鎮企業指標,鄉鎮企業被納入整個工業體系,由國家按行業政策統一進行管理。鄉鎮企業這個組織名稱也逐步退出歷史舞臺[11]。但其實際產業,一部分進入了城鎮工業園區和向城市周邊聚集,一部分依然完整的或部分的留在農村,并與離開農村但仍屬涉農企業一起,從多方面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農村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形態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比如,華西集團、南山集團、南街集團和一批發達地區、大城市郊區農村集體改制后的農工商公司及股份制公司、集團等,在那些集體改制的企業中,農戶大部分已經成為股東,不再是基本生產經營單位了,農民大部分已經成為股民、企業職工甚至有的已經是農民和市民雙重身份(城中村或城市郊區的農民),只有那些與龍頭企業松散聯合的農戶,還繼續保持著農戶經濟的形式和功能,但迫于談判勢力的不對等,相當一部分農戶已經成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員。

三、雙層經營體制的追認及其組織制度的探索與變遷

在經歷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喜悅與陣痛之后,有人在上世紀90年代初,把改革后的農村經營體制概括為: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并向中央建議“做為今后一個時期內農村經濟的一種比較規范的形式加以確認。”1991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1993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的確立,“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被寫進了《憲法》,作為國家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并在當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中明確規定:“國家穩定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發展社會化服務體系,壯大集體經濟,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98年,黨中央、國務院對進一步穩定和完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做了一系列重大決定。《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僅適應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傳統農業,也能適應采用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手段的現代農業,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須長期堅持。家庭承包經營是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一個經營層次,是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不能把它與集體統一經營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認為只有統一經營才是集體經濟。要切實保障農戶的土地承包權,生產自主權和經營受益權,使之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

強調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既是對改革后農村經營新體制的準確把握,也是改革后新體制發展的需要。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一方面,原來在人民分社體制下由政府支付的各種農業公共服務轉向大部分由農民自己埋單,經銷、金融、技術推廣、水利、經管等公共服務機構被“改制”和“斷奶”,變為“差額撥款”、“自收自支”的企、事業單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不得不超小規模的家庭經營局限性的逐漸突顯。改革使得農業經營主體由5萬多個人民公社和187萬個生產隊裂變成2億多個小農戶,家庭經營監督無成本的制度優勢是不庸置疑的,但邊際效益很快出現遞減;農戶經營土地產出率高但勞動生產率低——勞動力不計成本的過密化;自主經營積極性靈活性高,但極易導致糧田撂荒、生產無序——信息滯后靠經驗決策導致推動和放大市場供需波動;均田公平但地塊零散,戶均9.2畝耕平均分為9[12];超小規模無法承載大型機械現代化生產;小農戶直接面對大市場的種種不適和風險,等等。1985年開始的糧食產量下滑,土地撂荒,農資和農產品買難、賣難等等矛盾和問題的出現,引發了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完善雙層經營體制的探索和思考。

主要經歷過以下幾種組織方式與制度探索:

(一)改良的集體經營組織。1987年后,為了保障糧食供給,國家以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形式在北京、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等地方進行了多種模式的規模經營試點,發展速度明顯加快。據農業部統計,1994年全國農村實現規模經營耕地達605.63萬公頃,占農村總耕地面積的6.5%。應當說,在當時農戶經濟尚未發育成長時, 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集體經濟在生產要素配置方面的規模優勢,增加了對農業的投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增加了務農者的收入。但是,在離開政府優惠政策支持和市場經濟制度逐步確立的情況下,大多數集體集中經營模式都是脆弱和短命的。

維持時間比較長的“區域種植,統種分管”,集體農機服務隊承擔主要耕作服務的方式,是典型的雙層經營模式,在當時普及面最廣,績效也不差,山東桓臺作為全國北方第一個單產達到2000斤的“噸糧縣”當時就主要采用的這種方式。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肯定。一些專家學者們曾通過對國外農業社會化服務進行過系統的研究,提出過以家庭經營體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作為我國農業發展的思路。1991年10月,國務院還專門發布了《關于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通知》,作為國家的基本方針政策,在“七五”至“八五”期間,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也曾經在政策和資金上給予了明顯的傾斜和大力支持,農業部1993年有統計,實行“統種分管”模式的土地面積9100多萬畝,是當時集體承包規模經營的7倍。[13]但令人遺憾的是,以集體組織為農業服務主體的路子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在“九五”期間,90%以上的集體農機服務隊就已經不存在了,集體機械分別以承包、租賃、拍賣等形式有條件地轉給個體農機戶(即優先為本村農民服務或上繳部分利潤等),少數以股份的形式與農機戶組成農機服務合作社。

(二)家庭農場和種糧大戶。首創于上世紀80年代末期,集中于江蘇、廣東、海南、山東等地,以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依靠政府和農村集體補貼或提供廉價農機服務為特點的規模經營模式。這種模式是當時試驗最不成功的模式,在政府和集體對其取消補貼和服務時,那些依靠補貼生存的家庭農場和種糧大戶,大多也都難以維系,而且直至今天,依然沒有成為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組織方式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公平和效率的雙重缺失。

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特別是在本世紀初加入WTO的挑戰和近年來全國及全球性糧食供給短缺的壓力下,國家和政府重新鼓勵和培育起一批種糧大戶,雖然集體優惠服務已經由市場化、產業化服務所代替,但即使沒有其它農民對土地產權的正當訴求,其優先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非單位水土資源產量最大化的價值取向,和離開政府補貼扶持就難以維系的問題,依然是這種模式的兩大基本缺陷。據樣本調查:山東種糧大戶2004年畝產量對承包地面積的彈性是負的,即承包地每增加1%,畝產量就下降0.915%;糧食播種面積的比重每增加1%,糧食畝產量就會減少1.5%。……承包地面每增加1畝,農戶家庭年收入會增加0.1%;而糧食播種面積的比重每增加1%,家庭收入就會減少1.1%;糧食畝產量每增加1千克,家庭年收入會減少0.02%[14]

(三)“兩田制”的經營方式與制度。就是把承包地分為“口糧田” 和“責任田”, “口糧田”以家庭經營不變,依然按人均包,主要提供社會保障功能----承擔農戶的基本口糧和農業稅;“責任田”則以集體的名義按人、按勞或重新建立不同的承包形式,如“統一調地”、“招標承包”等規模經營模式,主要承擔生產功能和農業稅、早期國家定購任務和以承包費的形式負擔村提留、鄉統籌等各項責任。這種制度創新較早出現在山東農業大縣平度,其本意是想改變小農戶邊際效益遞減,大型農機作業難,規模不經濟,集體統一服務能力不足,以及政府、集體與小農戶交易成本過高等以均田制為核心的家庭經營體制本身的制度性缺陷問題。發展到鼎盛時期的1997年4月,全國實行“兩田制”的土地面積為4.66億畝,占承包地總面積的40.7%[15]

從理論上講,在不違背公平原則和農戶意愿的前提下,將責任田實行一定程度的合理配置,獲取有限土地資源的規模經濟效益,倒不失之為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好方式,同時,這一制度安排還兼顧了國家集體農戶三者利益,既保證了國家集體“經濟地”參與農業剩余的分割,又降低農村干群之間為完成農產品定購任務與其它稅費收取任務而形成的摩擦成本,以及政府與農民對話的成本。也正是這種基層政府和集體能夠主導且對其具有明顯動力機制的制度功能,使得“兩田制”很快被全國各地效法。

但是,在全國范圍實施的過程中,太多的是在違反公平和自愿兩個基本前提的情況下進行的,實際上形成了政府、集體對農民自主經營權利的過度干預。同時,在重新建立承包關系的過程中,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目標,也因為太多取決于基層政府和集體決策者以及二次承包經營者個人素質、能力和價值偏好,而成為不確定因素。據調查,許多地方以發展規模經營,壯大集體經濟為名,強行收回農民的承包地,使“兩田制”成為變相增加農民負擔和強制推行規模經營的一種手段,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因此,在1997年便被中央政府緊急叫停。[16]

(四) “股田制”的組織方式與制度。“股田制”即農地股份合作制,是在家庭經營承包制的基礎上,將農民承包的土地折價或實物折股,量化到農民個體,在農村社區內或部分農戶之間組成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組織,并按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管理者和農民對合作制和股份制認同的程度,采取介乎于兩種制度之間的產權及經營管理制度。當時曾被一些看好的專家學者們稱為制度創新模式,也有專家學者謂之“非驢非馬”,不能成為一種規范的企業組織形式[17]。因為這種制度是勞動者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的統一體。

這種模式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廣東朱江三角洲地區,爾后在山東、江蘇、浙江等省有所擴展。制度創新的因由:一是在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大量就地轉移到二三產業,但農民并不愿意放棄土地使用權,導致土地撂荒和粗放經營;二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征用收益的分配,在集體產權模糊的情況下,導致了社區集體與農民之間利益分配在無產權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決策權基本不屬于農民,即利益分配是否公平,過多地依賴政府和集體領導者的政策水平及個人素質.為優化有限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解決利益分配過程中的矛盾,需要有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來彌補均田式家庭經營及集體服務雙層經營制度在發展過程中的缺陷.

從發源地廣東海南市的情況看,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社區全部土地和財產股份化,將土地所有權、承包經營權和使用權分離,統一規劃為基本農田、工業開發、商貿住宅三大區域,社區內農業人口16歲以上的分配1個土地股,16歲以下的0.5個土地股,社區合作組織保證按國家當年糧食收購價的80%,每人每月配給25公斤稻谷,每年每股400元以上分紅[18],;二是僅土地股份化;三是土地集中統一交由股份合作組織統一規劃和經營,一般社員則退出農地經營,專門從事社區內二三產業。到1995年,海南全市已建立這種股份合作組織1574個, 占全市合作社組織總數的96%[19]

從理論和制度設計層面上看,股份合作制確實是集股份制與合作制之優勢,又兼顧我國國情的創新制度安排。它既具備了合作制勞動者聯合的產權關系,又具有股份制資本聯合的產權關系;所有成員既是資本所有者,又是勞動者;既可按勞取酬,又可按股分紅,轉移到二三產業不愿意放棄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即使不參加農業經營,也可以通過股權分紅參與土地收益分配;既可堅持“一人一票”又可程度不同地兼顧“一股一票”[20];既可解決集體經濟產權不明晰和由此產生的對農民合法權益的隨意侵害,減少集體財產流失、領導干部腐敗機會和經營管理決策制度不民主不規范等現象,并實現了集體參與土地收益分配的制度規范,又能夠在整個社區甚至更大的范圍內,在不剝奪農民土地受益權的重要前提下,強化了社區整合并優化配置土地、資本、勞動、技術、人才等各種生產要素,形成規模優勢和規模經濟。但在全國推廣應用的速度并不樂觀,少數以農地入股的多是以外來資本注入為主導的非農業和果蔬等經濟作物生產經營組織。山東90年代以來出現了部分股份合作社,但大多局限于專業技術、畜牧養殖和農產品營銷領域,以農地入股組成的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股份合作社,幾乎沒有。

近年來,作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成都、重慶,又推出新一輪的土地、宅基地確權入股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創新,其中,包括允許農民在土地承包期限內,在保證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前提下,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設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條件成熟的地區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出資入股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和獨資、合伙等企業的試點工作,積極推進土地集約、規模經營,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在承包期內和不改變土地用途和產量的前提下,選擇的權力主體是農民;土地作為稀缺資源的生產要素,可增長其生產性功能;土地使用權物權化,可繼承、轉讓、抵押等,強化了農民的土地權益,這無疑是一種制度的進步。但土地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便隨時有丟失的風險,同時,企業作為盈利集團,土地用途隨時可能在利益機制的誘導下發生改變。而且,從嚴格意義上講,改革的本質和意義屬于土地制度改革的范疇,其在保證不改變土地面積、用途和糧食產量的前提下,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設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如果沒有恰當的分工專業化的內外部合理的運行機制,土地集中經營,同樣會面臨我們前面所談到的規模大土地產出效率低、“搭便車”的集體行動邏輯等制度性風險。

(五) “農機服務產業+農戶”的組織方式與制度。這是一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靠利益誘導機制形成的農戶與農機戶的分工,在政府部門的引導和推動下,快速形成的農機專業化服務產業+包括小農戶在內的所有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技術性、區域性糧食生產規模經營方式。是一種農民自發的創新模式。

從一定程度上講,前面提到的“區域種植,統種分管”----集體農機服務隊統一進行不同程度的耕種服務,分戶管理的模式也屬于農機專業化服務的范疇。但兩者不同之處至少有三:一是服務主體不同,一個是集體,一個是個體、聯合體或合作社;二是服務機制不同,一個是集體福利性機制,一個是市場競爭機制;三是分工專業化的形成導向不同,一個是國家糧食供給需求下的行政主導,一個是收益最大化的市場利益誘導。顯然,后者是對前者的創新性延續。

這種方式的好處在于:能夠在不改變家庭經營體制和土地經營規模的前提下,形成以機械化技術服務為核心載體的農業生產技術經濟規模,不僅解決了小農經濟與機械化大生產的矛盾,實現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向現代化生產方式的變革,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現代化路子,而且能夠跨越單純依靠土地、裝備等生產要素量的擴張,獲取規模效益的粗放經營階段,直接進入依靠分工專業化、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等組織、制度創新,獲得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技術進步、合理機制帶來的內涵式增長的經濟效益,未來走勢必定是“明確產權,模糊地界,多數人做地主,少數人種田”的理想格局。

為此,2004年以來,中央連續6個1號文件,重提大力發展農業機械化,并開始逐年增加對農業機械的購置補貼;2007年的1號文件,還首次明確提出“積極培育和發展農機大戶和農機專業服務組織,推進農機服務市場化、產業化。”近兩年,中央財政大幅度增加了農機購置補貼,2008年40億元,2011年達175億元,比上年增加20億元。據統計,2011年,我國農機作業服務組織達   萬個,[21]

四、農業產業化經營與農業組織制度的重構

這是一種體制外力量對農村經濟組織制度的影響。主要是以加工銷售企業為龍頭,以小農戶為基礎,通過把農業生產過程的產前、產中(不包括糧食)、前后諸環節聯成一個不同程度的產業鏈, 由不同主體通過產業鏈之間的功能聯系,在地域上集中配置生產要素,以至產生集聚效應和聚合規模的方式與制度。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在快速推行了農村家庭經營體制改革,確立了農戶生產經營自主權之后,緊接著又推進了農產品流通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糧食統購統銷改為合同定購,多數農產品已基本實現了市場交換,使農戶獲得了農產品交易自主權。但是,由于人民公社體制的快速消失,原體制下的農產品流通與服務組織——農村合作信用社、農村供銷合作社并不具備直接為千百萬小農戶服務的能力,使得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缺少有效率的交易協調機制,新的需求呼喚一種新型經濟組織制度出現。

1987年山東省在總結諸城縣商品經濟“大合唱”的經驗后,所在的濰坊市在一些縣推行了以龍頭企業帶動農戶為特色的貿工農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經營的發展新路子,并與1992年首次使用了“農業產業化”的提法,提出:“確立主導產業,實行區域布局,依靠龍頭帶動,發展規模經營”的農業發展新戰略。1993年山東省政府把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戰略作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途徑在全省各地推廣。1993年7月《農民日報》發表山東農委署名文章《產業化是發展市場農業的重大戰略》,首次提出了“農業產業化”,1995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論農業產業化》,并連續刊文介紹了濰坊市發展產業化的經驗,此后,這種企業帶動在地域和產業上整合小農經濟的模式便在全國迅速推廣,龍頭企業也得到了國家和各級政府的大力扶持。特別是2000年,我國加入WTO,農產品生產貿易要遵守國際貿易組織規則,要參加國際市場競爭,龍頭企業對小農戶的整合作用和參與國際貿易的地位更是不容忽視。據統計,到2010年國家各級財政對產業化的扶持資金達  億元,減免稅收    貸款資金    億元。

在國家及各級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龍頭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據有關資料, 2005年底,全國各類農業產業化組織總數達135725個,比1996年近11.5倍;加盟農戶8726萬戶,占農戶總數的35.2%;平均每戶從產業化經營中增收1336元,。全國龍頭企業實現銷售收入18447億元,凈利潤1182億元,上繳稅金586.4億元;中介組織銷售收入達2725億元;專業市場實現交易額9439億元,凈利潤394億元,上繳稅金120億元。實現出口創匯231.27億美元,占全國農產品出口創匯總額的83.8%,利用外資達69億美元[22]

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形式主要有:1、龍頭企業帶動型,占產業化組織總數的45.1%,年銷售收入億元以上的企業達4010個;2、合作社等中介組織帶動型62914個,占產業化組織總數的46.4%,參與農業產業化經營的規模以上專業合作組織達15060個;專業市場帶動型占產業化組織總數的8.5%,年交易額5000萬以上的專業市場達3824個。各類產業化組織固定資產總額9785億元。產業化組織與農戶的聯結方式中,合同(契約)關系,占55.3%,合作制方式占16%,股份合作制方式,占15.2%,其它方式,占13.5%。組織方式主要有:龍頭企業+農戶,龍頭企業+基地+農戶,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農戶,龍頭企業+專業市場或中介+農戶,等等。

應該說,這種依靠體制外的組織資源,整合小農戶經營,實現規模經營的方式在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的對接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運行較好的地方,在快速形成產品的區域化、優質化,生產及產量的規模化、標準化,產業的分工、專業化,營銷的市場化、國際化等方面,都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業勞動力培訓、轉移提供了一定渠道,直接和間接地對提高農業產業整體素質和效益產生作用。但是,從實際情況看,除了農民自己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外,絕大多數產業化經營組織,沒有按制度設計者們的愿望,與小農戶成為經濟利益共同體,也極少有“不單純以盈利為目的”,肯與農戶共同組建合作組織或股份合作組織[23]。無論誰是合作社的組織者,合作社與企業都是“兩張皮”。因為龍頭企業首要目標是盈利,因為企業與農戶利益主體的非同質化,因為與千百萬小農戶交易成本過于高昂,還因為地方政府的”親資本”的價值取向,等等。所以,嚴格地講,這種方式至少在我國現階段,只是農產品加工銷售運輸業的規模經營與規模經濟,而不是或不完全是農業生產的規模經營或規模經濟。這種模式所能解決的問題,除了農產品產后的加工增值、儲運、銷售的規模經營外[24],對農業產中的規模效應多限于間接的拉動,同類農產品生產在區域布局上的相對集中的專業化、規模化,多數是市場和基層政府在推動。

農業產業化經營對農村經濟組織重構的最大貢獻,是刺激和催生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為改進企業對小農的整合效應,各地也逐漸引進了合作組織制度,建立了“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大大降低了企業與大量分散小農戶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農民與企業的談判地位。據農業部1998年的一項調查,合作經濟組織帶動的農業產業化組織,約占總數的30%左右,其中,有60%是專業合作社。[25]但是,這種產業化帶動模式與發達國家的農業加工銷售企業成長于農業合作組織的基礎之上的模式相比,發展路徑不同,利益主體與利益分配格局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我國的發展路徑是“龍頭”企業帶動,農戶參與,雖然是 “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經濟共同體”, 但利益主導主體顯然不是農民,即使合作社足夠規范[26]。另一方面,這種以企業為主導的產業化聯合體,即使在政府的扶持引導下,能夠令各個參與主體都獲得整個產業鏈條的平均利潤,但其核心是利益驅動,如果是微利甚至無利,這種方式也不可能長期存在。

五、合作組織的再生與突圍式發展

合作制是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過程中被廣泛應用,并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現代農業組織制度。1982年,我國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首次提出了將人民公社體制政社分開,在原公社和大隊兩級分別設立鄉人民政府、村委會。中央要求同時設立鄉村合作經濟組織,并在之后5年的5個1號文件中,多次強調要建立和完善鄉村合作組織。據農業部1988年對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除安徽、貴州、西藏、新疆)的統計,已經設置農業合作社、經濟合作社、農工商合作社等鄉、村合作組織116.73萬個,涉及原生產隊總數的62.2%。絕大多數采取了村委會和村合作組織一套組織、兩個牌子的形式。同年的抽樣調查顯示,70%的村設置了合作組織,其中,83%的村社合一,單獨設置的只有17%[27]。但是,這種由人民公社體制翻牌過來的社區型合作經濟組織,大部分不具備提供統一經營層次的生產、營銷性服務的資源和條件,并且因依然帶有濃厚的“官辦”色彩而在缺時期內就名存實亡了。只有少數在改革初期與時俱進,抓住機遇,發展和壯大了農村集體二三產業的村,形成了社區合作或股份合作組織。這些社區合作組織已經和正在向股份制企業制度演進。

對于多數農村而言,呈突圍式創新發展的是在市場體制下發育而成的各類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從成因上分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90年代在市場化浪潮沖擊下,一些地方出現的為解決小農戶經濟直接面對市場難題而自發成立的以單個農產品生產銷售為核心內容的專業合作社,如山東萊陽的黃瓜產銷合作社。二是以鄉鎮農業技術是推廣站、農機站、水利站等服務機構牽頭成立,以農業生產技術服務為核心內容的專業技術協會。三是農業產業化經營催生的鄉村或龍頭企業主辦的農產品生產專業合作社。四是基層供銷社、農村營銷大戶、專業經紀人領辦的農產品銷售合作社。等等。

這期間,政府給予了這些合作組織以減免稅政策。1994年,國家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規定對農民專業協會和專業合作社暫免征所得稅,1997年,財政部又規定對專業合作社銷售農產品免征增值稅。這些政策,推動了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發展。

2000年我國加入WTO,無論是國際貿易組織規范的要求,還是我國農民面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競爭巨大的壓力的現實,都對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提出了迫切要求。加上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經濟條件的改善,中央的農業政策轉向“多予、少取、放活”,積極支持農民聯合起來,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2003年7月1日實施的《中化人民共和國農業法》明確提出:國家鼓勵農民自愿組成各類合作經濟組織。并于2006年頒布2007年實施了我國第一部《中華人的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終于獲得了應有的法律地位。

在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得到了快速發展。據農業部公布,截止2009年9月底,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已達21.16萬個,比2008年底增長90.8%,其中,種植業合作社約占15%[28]。但從各地實踐的情況看,目前我國農業合作組織主要存在兩大問題:一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員呈現高度的異質性[29],決定了合作社內部治理結構和分配制度的異化性。由于少數核心成員(“帶頭人”、“大戶、甚至是企業)與多數普通成員(小農戶)并存的現實,使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產權結構上普遍采用資本化方式,少數核心成員占有相對集中的多數出資額;控制權主要由少數擁有一定資源和較多出資額的核心成員掌握;在決策和利益分配機制上,資本的作用相對突出,甚至有企業假合作社之名,行偷漏稅之實的傾向。二是專業合作社多限于養殖業和水果蔬菜花卉等高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糧食生產領域的合作并不多見。其主要原因是糧食作為特殊產品,其需求與價格的剛性約束,其資本及土地資源密集型的產品、產業屬性,導致其比較效益偏低;其種植生產周期長,單位勞動難以及時量化,信息不對稱導致監督管理成本過高,個人努力難以同收益直接對應的激勵缺失,集體行動"搭便車"現象難以避免,等等。

因此,我國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生產合作制必須轉換一下常規“路徑”,比如,在家庭經營體制不變的基礎上,通過農機服務者與土地經營者分工專業化的路徑,形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組織,才有可能成為我國農業生產方式變革過程中合理可行的制度安排。令人欣喜的是,這種轉換已經在我國呈現出發展的勢頭,隨著農機服務合作社的快速發展,糧食合作社的數量也在日益增多。

總之,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專業化合作經濟組織為載體,多種經營主體并存的農村經濟組織格局正在形成;以體制內外的產業服務組織、龍頭企業、公共服務事業為依托的農業生產技術規模、地域規模經濟體制正在形成;現代農業產業化經營體制的形成,正在呼喚承載農村一切經濟事務的強大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




[] 林毅夫:《合作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版。

[] 陳錫文:《中國農村改革:回顧與展望》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頁。

[] 《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頁。

[]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第333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20022003年: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20012002年: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頁。

[] 農業部:《2002中國農業發展研究報告》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20022003年: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20012002年: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20012002年: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7頁。

[11] 金祥榮 柯榮住等著:《轉型期農村經濟制度的演化與創新——以沿海省份為例的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12] 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13]張紅宇:《中國農村土地土地變遷》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頁。

[14] 許錦英等:《小農經濟整合路徑與制度創新研究》,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2010年通過鑒定。

[15] 張紅宇:《中國農村土地土地變遷》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頁。

[16]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穩定和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通知》中辦發[1997]16號文件要求“認真整頓‘兩田制’”,明確指出:“中央不提倡實行‘兩田制’,沒有實行‘兩田制’的地方不要再搞,已經實行的必須按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認真進行整頓。”

[17] 董輔祁:《股份合作制不能成為一種規范的企業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18] 這是在上世紀90年代 ,當地90%的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的情況下產生的。

[19]張紅宇:《中國農村土地土地變遷》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頁。

[20] 在當時,社區合作組織在社區內是按人設股或者說是在均田制基礎上設置的股份,“一人一票”基本等于“一股一票”,但后期從山東及其他地方的情況看,為了發展,對資本股股權有不同程度的讓度。

[21] 《農業部統計年報》,中國農業機械化信息網。

[22] 徐金海:《專業化分工與農業產業組織演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頁。

[23] 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252頁。

[24] 個別企業因產品的特殊需要也有過產前技術培訓與品種供應,但都因交易成本過大而不能持久,必須有的則要么外部化為合作社,要么內部化為基地。

[25] 李惠安:《關于中國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若干問題》,李惠安主編《1999年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國際研討會文集》,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轉自張曉山主編:《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頁。

[26] 目前的現實情況是,少量的合作組織也是在剛剛發育成長中,且大多規模小,不規范,短期內還難以形成與加工銷售企業博弈的能力。同時,由于合作組織的免稅優惠政策的誘導,一些企業有把合作社組織內部化甚至直接“翻牌”的行為。這樣的合作社怎么可能代表農民的利益。

[27] 張曉山主編:《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336頁。

[28] Http://www.788111.com,2009.12.17.

[29] 這里所說的異質性主要指持資量和成員經濟實力的差異,與“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法”規定的專業異質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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